你是否曾想过，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2019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城市正本清源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在本文中，小编将为您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带您领略新的视角和见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21年楼市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看作是下一年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风向标。据新华社消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其中，在涉及房地产方面，相比于2018、2019年更多强调“房住不炒”，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重申“房住不炒”外，更多笔墨体现在“租房市场”上，包括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重申“房住不炒”，“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

根据新华社消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明年重点任务中的第七条是，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其中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是，提出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认为，2020年在货币政策宽松背景下，资金不可避免地外溢到房地产市场，局部城市如深圳等大城市住房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房价出现明显上涨。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大，房价过快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口流入形成阻滞作用，不利于城市发展，所以将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提升到重要战略地位上来。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今年特别提到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预计后续大城市房地产政策会有三个重要变化，一是短期打击各种炒房现象，诸如之前深圳的“代持炒房”；二是土地供应继续发力，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三是继续发展租赁市场，多渠道解决住房问题。

关于“房住不炒”，此次继续贯彻了过去几年中央房地产调控的整体思路，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事实上，在2016年、2018年、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房内容中，也都提到了“房住不炒”。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三年明确了房住不炒，代表了未来楼市政策将继续打击投机行为，保护真实居住需求。

而“因地制宜、多策并举”的提法，在张大伟看来，这避免了调控政策一刀切，未来各地房地产调控依然将以地方主导、住建部与中央指导为主。许小乐称，总结2020年下半年以来多地房地产调控政策，政策工具不仅仅是对需求端的限制，也增加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建设人才房、租赁房等供给端的政策以及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等政策以平抑房地产市场波动。

重点强调租赁市场业内：爆雷二房东或面临强监管

除了重申“房住不炒”外，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涉房提法中，更多文字用在了租赁市场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张大伟分析，租赁市场将成为政策重点，后续会大力发展租赁租房，但是频频爆雷的“二房东”也有望得到强监管。

具体来看，关于“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的提法，在许小乐看来，会加快租赁市场赋权细则落地，有利于租赁市场制度的完善，真正将租赁作为一种长期居住选择。

许小乐分析称，“租购不同权”是影响租赁市场发展的首要障碍，我国现有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挂钩，由于不同城市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差异较大，在哪个城市落户就成为能否充分获取社会福利的关键。目前我国落户的政策与房屋挂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是以“房屋所有权”为原则，这也就意味着“租房”获得社会福利的优先级较低，“租购歧视”现象存在，会影响城市租赁市场的发展。

关于“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许小乐解读称，随着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的入市，大型租赁社区也会成为一种新的租住形态，一方面为租客提供更多元化的租住选择，另一方面也会增加租赁住房的供给。

此外，关于“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许小乐认为，对于租赁机构的经营监管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于经营风险的管控，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同时，对于租金水平进行调控，能防止租金过快上涨，影响居民的可支付能力。

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房地产相关表述

2020年

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土地供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国有和民营企业都要发挥功能作用。要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

2019年

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18年

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

2017年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实行差别化调控。

2016年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时隔37年中央再开城市工作会议有何重要意义新闻动态

显而易见，于昨天结束的、七常委出席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会是专为深圳而开。但因着深圳的事故，我们对“城市工作”会有更直观的感性认识。

毕竟，上一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还是在37年前的1978年。

这可是个大新闻。

论

把单项工作提高到中央层面来开会，或首次升格、或时隔多年后重开，本届中央已经不乏先例。前者，如群团、统战；后者，如文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被本届中央高度看重，认为不是某一系统、某一部门的事，而是要上升到全局、总体的角度来看、来抓。

那么，城市工作有这么重要么？

是的。本次会议，对于城市的地位有全新表述：“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城市也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工作会议”，不仅是事关城市管理、城市规划等的狭义“城市工作”，更是从全局、系统的角度来看城市。与此相对的，就只有“农村工作”了——如你所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每年都开。

37年后召开此会，更加具备现实因素的是，城市现在还“病得不轻”。

病

每次出差到其他城市，岛叔都会在三杯过后，推心置腹地跟当地的朋友说，真的不想回到北京（北京土著莫怪）。

除去围城的心理因素，你我皆对城市病感同身受。上下班若开车，堵；地铁公交，挤。车开得多、周围工厂和建筑工地开足马力，霾；超市买个东西、医院看个病，等。住远点儿，累；住近点儿，贵。地铁乞讨走到面前举个碗，烦；看见城管呵斥小贩，居然都漠然。下大雨，水漫大街，更堵；现在还多出要担心垃圾哪儿管。大家心情都不太好，看上去都匆匆忙忙、对自己之外的事情漠不关心。

城市病，症在表层，疾在腠理。没有归属感的城市，来自于异地的陌生感；异地的不融入，也因为房价、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更加加深。没有户口的城市漂们如此，没有话语权的进城务工人员们更是如此——他们的背后，还有留守儿童、撂荒的土地、空虚的村庄等更多问题。

城市病，同样还有另外一种表达。

比如大拆大建。岛叔的家乡，某一任市委书记就曾喊出过“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口号，以轰轰烈烈的**造就了一批暴富市民，开着路虎不知道干什么，只好去跑出租；拆完之后的房地产，则全民搞借贷，最后资金链断裂，市政府天天被围。

大拆大建规模有所不同，但造城的运动却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轰轰烈烈。一位长期留洋的前辈在饭桌上说，即使是在中国的心脏北京，也丝毫感觉不到这里是中国。看上去，这里和世界上、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也没有什么分别。这里，有古迹保护的问题，也有千城一面的问题。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局

要治病，得从根上找。

大城市的土著们会问：嫌城市不好，回家去啊！但在大城市漂们会说：除了大城市，我们又能去哪儿呢？

就拿北京来说吧。在岛叔的大学同学中，江浙、广东的生源，很多并不留恋北京；对他们来说，家乡的机会同样很好，环境也更优。而比如在北京，外地人口聚集最多的，正是河北、河南、东北等人口众多又发展落后的省份和地区。他们或是因为读书来到此地（本省没有什么优质高校），或是因为距离更近、机会更多而选择离家。一方面，大城市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周边的小城市、小城镇也因为资源、人才的“虹吸效应”而长期得不到发展，只能在低端产业上徘徊，众星拱月般地给地区中心城市“作贡献”。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城乡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如果说到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等问题，同样是本难念的经。

在城市规模迅速扩展的时代，古迹保护、环境保护大多不太提得上日程，毕竟建设要紧、规模要紧、政绩要紧，领导层又换得那么频繁。在“建设-政绩-提拔”的默认逻辑下，官员有强大的动力搞建设（更遑论还可能存在经济利益操作空间），一如此前GDP的唯一指挥棒效应；城市项目怎么改、怎么建、谁来建，也往往决策一言堂、拍脑袋，听证会走过场，招标内部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央巡视组，都在巡视的省份提出“领导干部亲属子女插手基建”问题——没有法治思维，也没有法治监督环境，遂使人治横行。

而由于规划的不合理、拆建的随意性，不仅造成浪费，也带来管理的扯皮。深圳的渣土场，批建归一个部门，管理归另外部门；天津爆炸暴露出的港区和市区的行政重叠，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哪怕不说灾难，就连过早地拆除房屋这件“无伤大雅”、甚至以“砸玻璃让玻璃工有活儿干”式拉动GDP的事，每年中国就在这事儿上就能浪费超过4600亿元。

这么说吧，城市工作几乎涵盖你生活中耳熟能详的每一个概念范畴：经济、社会、生态；户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社保；**、建设、**、城管、卫生、规划……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何况中国认定小城市的规模都是城区常住人口超过20万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

治

病重、活儿多、根子深，就必须以全局的目光观之，以更高层级的力量破之。

中央的提法，是抽象性的“五个统筹”。在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一、统筹空间、规模、产业、提高全局性；二、统筹规划、建设、管理，提高系统性；三、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提高持续性；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宜居性；五、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积极性。

听起来抽象，其实也不是太难。

从思路上理解，首先，城市工作这件事是要和国家整体战略对接起来的。前面，连着全国的城区规划、城镇化战略；后面，则有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着。也就是说，无论是优化、培育城市群，还是把城市与农村工作联动，都要放在这个盘子里通盘考虑。说白了，如果全国有十个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北上广深式的城市、或者次一级的中心城市，不仅中国经济发展将更加健康，对于人口流动、资源配置等社会问题也是极大利好。此次提到的“力争在2020年前完成城市棚户区、危房、老旧小区改造”，与“7000万人口脱贫”存在一定政策关联，也使房地产去库存具备了政策操作空间。

第二，城市管理者应当更有“定位”思维。1978年开这个会的时候，主体放在“建设”上，有时代背景；49年开类似会议的时候，中国城镇化率只有 18%，同样需要大搞建设。但现在，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2%，现在已经不是盲目摊大饼、上规模的时候。怎么定位自己的城市？如何结合资源禀赋、区位优势、文化特色，找到自己的独特卖点？这是摆在所有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必答题。这个题答得好，近，可以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远，可以掌握改革发展、城市建设的节奏和规划。

第三，城市管理者应当有“服务”思维。此次会议，把“安全”定在了城市工作的首位。这其中，不仅有现实发生的灾难作为背景，更是要让城市管理者思考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是为了什么。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应该成为一种叩问、一种自省。与战略、定位相配套，户籍、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属此列；对于环境生态的保护和修复，也不只是对上负责地完成任务。

第四，城市管理者应当有“法治”思维。前任领导定下的规划，不能换个人就变；提倡城市修补、考虑城市历史传承，同样要求不能随便大拆大建。同样，“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确定为城市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同样要求法治思维，而不是政府完全主导，被规划方、城市居民只能听天由命、告解无处。

其实，让岛叔最感兴趣的是这一句：“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也就是说，这件事以后不再只是分管领导的事儿，而是和反腐、环保、党建一样，成为了党政一把手的事儿。职责明确，干得不好，责任，也就更好追究了。

2019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城市正本清源

12月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就在这一天，北京仍处于有史以来第二次重度雾霾红色预警中。两起事件同时发生看似巧合，其实有其必然性。因为该会议剑锋所指，正是如何化解城市病、推进城市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雾霾污染，正是促成此次会议的主要导火索。

时隔37年的会议

岁末，中央召开这样一个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用意何在?建国以来，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共有三次，最后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第四次则时隔37年之久。由此可见，中央对城市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和要求。

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型社会，城市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创造国家财富的主力军。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到末，我国城市化率从17.9%提升到54.7%，城市数量从193个增长到653个，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并且今后每年城镇化率仍会以1%的速度增长。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变化，城市不但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仍是主导世界发展潮流的主体，并将继续得到强化。

但我国城市的发展却存在很大问题，“城市病”是其中典型代表。首先，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到城市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近年来生态危机、“城市病”集中爆发，雾霾锁城，暴雨淹城，垃圾围城，交通堵城，造成大量经济社会损失和不良国际影响。历史文化屡遭破坏，城市建设千城一面，人们赖以寄托情感的精神家园很多已经面目全非。这些破坏带来的损失，正在一步步蚕食着我们辛辛苦苦换来的发展成果，对子孙后代的发展造成威胁。

其次，城市发展对人的关怀不够，已经严重影响到城镇化进程和质量。尤其是长期忽视进城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没有解决好他们的城镇居民身份和待遇问题，导致社会不公，矛盾日益凸显，影响到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城市公共服务短缺，看病难、升学难、出行难、就业难，令普通市民也叫苦不迭。

在经济发展动力上，过去所依赖的出口、投资、内需三驾马车疲态尽现;而城市产业转型缓慢，创新驱动不足，也需要寻找新的动力。城市积聚着人才、企业、资金、信息、技术、文化等全方位要素，是一个国家投资、建设、运营、创新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节能减排降耗、实现绿色发展的重点，大有潜力可挖。会议提出“让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动力，释放城市发展新动能”，可以看出中央已经将经济转型与城市发展二者统一起来，作为消化工业过剩产能和房地产库存、创新产业发展。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此次中央重新把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提出来，要求“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并将之与经济工作、农村工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抛出的顶层设计，以系统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水平，解决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环境问题。这也是一个供给端改革，既把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产品”来对待，寄望在提升城市供给能力的过程中，寻找经济发展新的动力。而绿色发展、民生工程将是新的机遇。

建设人性化城市

要把城市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营造出一个个健康的、为群众所喜爱的城市，但毫无疑问现实差距不小。尽管西方国家曾经爆发的“城市病”及其危害早已广为人知，国内外很多有识之士、专家学者也一直不断地在给政府提醒，但遗憾的是我们仍没能幸免。

原因在于顶层设计的缺陷，和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城市发展围绕着GDP这个指挥棒转，以地生财、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行其道，为此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农民利益、历史文化为代价，埋下大量隐患。各类规划被当作争取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工具，行政区划调整、特殊政策区、“农民上楼”等成为最常见的手段。城市规模盲目扩张，造成大量“鬼城”和撂荒空地，既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又牺牲了长远利益，无异于饮鸩止渴。这种做法自然是漠视了人的主体地位。

此次城市会议把转变城市发展观念作为首要问题提出，强调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治市。就是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改进城市发展的质量上，摒弃只要地不要人的城镇化模式。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融合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各要素，其发展建设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既有物质建设，又有管理运营;既有制度设计，也需多方决策;既要做好规划，也要执行到位;既要设计科学，也要使用合理。而一旦城市建设出了问题，既可能是规划科学性和预见性不够，也可能是管理或实施走样、或决策不够民主透明，但更多情况下是各部门之间、各环节之间缺乏统筹、各自为政造成的。

众所周知，城市治理是个“多龙治水”的系统工程，对各部门、各环节的协调程度要求很高。一直以来，各个部门的政策设计不可谓不丰富，但收效甚微，关键是各种制度工具的设计，以及管理实施缺乏协调。部门间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掣肘、利益博弈。在规划、建设、管理维护的各个环节，各种利益群体诉求不同，在各个环节也都会出现问题。在城市设施的使用上，一些市民素质不高，比如交通违章、扰乱公共秩序、乱丢垃圾等，也会影响城市运行效率，导致城市品质下降。正因为此，城市发展出现了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弄清楚其中关节。

此次会议从5个方面提出“统筹”要求，是一次全新的认识。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目的是改变城市传统布局模式，促进大中小城市、各类不同地区城市合理布局。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是从操作层面对城市发展重点和管理措施提出的要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是从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城市管理科学性角度提出的要求。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是从城市内部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宜居性、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的要求。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是从城市民主决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角度提出的要求。通过这5个方面的统筹，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系统性、持续性、宜居性和各方积极性。

关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2019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城市正本清源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