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一些特点。具体是：1、中欧贸易发展速度呈明显加快之势。贸易总量不断上升，贸易逆差不断缩小，1997年迅速变为顺差，2002年则出现了90多亿美元的顺差。2、中欧贸易地位不对等。中欧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5%左右，但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则小得多，出口额占欧盟进口额比重不到2%，进口额占其出口额的比重仅在1%左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赖性要高得多的现状也导致了中欧贸易谈判地位的不对等。3、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向欧盟出口主要为传统的大宗商品及轻工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成套设备及钢材等产品。以后进出口结构有了一些变化，但进口商品仍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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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除初级产品外也开始有了工业制成品。4、欧盟在华直接投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投资质量相对较高。欧盟在华直接投资主要特点是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含量高；投资部门分布广；投资形式多种多样；投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5、双边经济技术合作逐步机制化。 二、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受制因素 虽然中国和欧盟之间经贸交往发展迅速，双边关系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双方之间贸易摩擦仍不断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方面。1．中欧经贸关系始终受到官方政策影响。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欧经贸合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978年4月，中欧签署第一个贸易协定，相互给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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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国待遇。1985年5月，中欧又签署了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欧经贸关系处于迅速增长期。欧盟官方政策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好坏影响很大，而欧盟的政策常常在经济要求和政治企图之间摆动。欧盟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冷战思维”定式，把西方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指导，在一些具体问题，如“人权问题”、“**问题”、****等方面制造障碍，是影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一个重要因素。2．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利益观，是国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内涵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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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这些因素既相互联系，融成一体，又独自存在、相互区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别成为国家追求的重点目标。在整个冷战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抑制。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均服从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双方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淡化，国家中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来，双方之间的经贸关系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9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利益在调整后的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位置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加强，它成为推动中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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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根本动力，中欧经贸关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发展。3．美国因素的作用。就现代中欧关系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纵深方向的延展或跌宕,都有着东方与西方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厚度,有一种内在的整体性。而对这种整体性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美国因素”。美国因素一直是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注意到，欧美之间近年来虽有矛盾，欧盟极力想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由于欧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共同利益以及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和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双方之间关系仍以合作与发展为主导方面，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它们仍立场一致联手对华，对中国施压乃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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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此外，美国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实现其全球战略，在其自身实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借重欧洲的影响与力量，因此，欧盟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正如亨廷顿所说:“与欧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与欧洲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大大减轻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这种孤独的局面。”对于欧盟而言，“欧洲一体化加上与美国这种跨大西洋的伙伴关系，不仅是西欧在二战后时期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它在后冷战时期继续走向强大的关键。”4． 欧盟东扩的负面影响。根据《尼斯条约》的决定，2004年5月1日欧盟接受包括塞浦路斯、捷克、波兰等国在内的15个新成员国，从而完成其成立以来的第五次也是历史上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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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最大的一次扩大。东扩后的欧盟成员国达到25个, 拥有4.5亿人口，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从而新欧盟成为了一个贸易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大市场。欧盟东扩无疑是欧盟经济及世界经济中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贸和资本市场交往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的消极负面影响是明显不能低估的。中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是有一亿多人口的广大而有发展潜力的市场，总体上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大致相同。在同欧盟发达地区发展进出口贸易和吸引投资等方面，我国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无疑存在竞争关系。这些国家在发展经贸关系上明显占据了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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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方面。1．中国在中欧市场依赖程度和重要性中处于劣势地位。据统计，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依存度相差很大，表现为中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高，而欧盟对中国的依存度要小很多。同时，欧美之间的贸易是欧盟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日本以及欧盟成员国原先殖民地国家间的贸易仍在欧盟贸易中占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的重要性则次之，投资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对欧盟的市场依赖程度大于欧盟对中国的市场依赖程度，这些事实决定了中欧贸易关系中中国处于劣势地位。明白了此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挑起贸易摩擦的总是欧盟，也就明白了在处理经贸冲突时双方态度和立场的不同。2．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且结构不合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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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低廉理应是构成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一个方面，但只依靠低价格去占领市场容易引起反倾销调查等贸易冲突。中国产品成本本来就低，许多企业至今仍然坚持低价竞销的营销观，不注重新产品的开发、产品包装的改善，不积极利用广告、公关及提高质量与服务的手段来扩大出口，忽视了非价格竞争，使欧盟等国家对中国产品的低价格和增长迅速过于敏感，以致引发了不少摩擦。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还不尽合理。据一项用“相对出口绩效指数(REP) ”来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研究成果，中国制造业中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商品共55种，其中占有绝对比重而且具有很强比较优势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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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商品;重化工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商品所占比重微小，而且这些重化工制成品的深加工程度也很低。也就是说中国出口的依然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呈过度竞争的态势，所以这样的产品大量出口定会遭遇贸易摩擦。此外，中国企业的**意识依然不够。这点在反倾销案的调查中表现明显，常常是无人应诉，使对方不战而胜，从而更激发起了对方对中国产品进行调查的积极性。3．欧盟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内部双层结构对中欧经贸交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欧盟一直致力于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2002年1月1日欧元的正式流通标志其一体化进程到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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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和欧盟两个层次的组织结构。这一事实为中欧经贸交往既带来了便利又增加了新的复杂性。随着一体化程度提高和共同进口制度等的实施，特别是欧元启动后，其国际地位、可信度还是稳定性将有很大提高。现在我国的商品只要出口到一个欧元区国家的口岸，就可以分销到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出口手续简化，方便了贸易结算，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在以前各个成员国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一国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而现在若欧盟裁定中国某项产品倾销从而处以高关税惩罚，则该产品在欧盟所有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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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都会受到影响，尽管此项产品对某些成员国根本就不构成倾销。这种趋势的发展对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将会是长期的。又如欧元的启动，减少了欧盟企业的兑换费用，消除了其内部贸易的货币风险，使其内部产品价格部分的竞争力增强，这意味着外部产品包括中国产品价格竞争力的相对下降。而且，其内部统一用欧元结算，也使我国产品利用原先其各个成员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和货币不同而制定差别价格的策略难以实施。此外，欧元的推出也使中国出口企业面临巨大的转换成本。欧盟内部双层的组织结构使中欧经贸发展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在双层结构下，欧盟成员国在对中国出口时常强调和利用其与中国的友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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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以求进入中国市场，而在自己市场准入方面则抬出欧盟来和中国对抗，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这样就使得中国难以通过以限制这些成员国对中国出口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出口产品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准入问题。4．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贸易中利用非关税壁垒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力度呈不断加强的趋势。欧盟是最早认识到国际贸易中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 重要性的国家，其成员国亦是设置技术壁垒(包括环保壁垒) 最严重的国家。由于中欧在经济和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中国的大宗传统出口产品极易受到技术壁垒的封锁。欧盟的贸易政策有关中国的条文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中国入世后各种关税或非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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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作用的消失或减弱，欧盟更加依赖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标准等措施来限制中国产品，保护欧盟的产业。入世后，因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很难一下子完全适应欧盟的各种技术标准，欧盟技术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法规，这必将成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又一重要制约因素。

三、结语 近年来，虽然中欧合作在各个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但是根本的着眼点还在于政治与经济。欧盟一直以来都是“平衡主义者”，强调各方力量能够达成某种均势，因而欧盟在许多政治立场上与美日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世界多元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不谋而合，因此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合作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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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关系归根到底都有其背后的经济关系，政治方面的合作最终目标是促进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全面携手。

欧盟随着其东扩的实现,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同时欧盟作为世界经济发达地区,其市场的内在支撑力较强,对中国也有极大的吸引力。欧盟的扩大在给我国带来更大市场及经贸合作空间的同时,使其它国家想利用欧元各国情况的差异在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发挥优势增加了难度。欧盟内部市场深化增加了区内的保护性和封闭性,给 区外带来的排斥效应可能对别国经贸利益造成损害。这些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贸易结构上与中国较为接近,与欧盟互补性较强，他们一旦加入欧盟,在发展经贸关 系上天时、地利与人和方面都比我国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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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 面对着这些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采取积极的、主动的战略性对策,在发展中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在发展中回避和化解不利制约因素。充分利用WTO规则， “以人为本”，加强对国际标准的研究与学习，完善经济法律保障体系，并努力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从长远看，中欧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必定会有更多的潜力和机会。

当然，密切的合作伙伴之间也会有分歧。中国与欧盟在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克服的摩擦与障碍。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欧盟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此外，欧盟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在某些行业和领域设置技术和绿色壁垒的作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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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边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可喜的是，中欧双方都愿意以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经贸关系有着广泛的互补性，潜力巨大。中欧经贸关系将会在摩擦与妥协、磋商与双赢、谅解与互信的氛围中，更加健康成长并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欧经贸关系能够开辟更广阔的合作领域和空间。 参考文献： 1．李金珊:《欧盟经济政策与一体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2．金哲松：《国际贸易结构与流向》，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 3．祝宝良、张峰：《欧盟地区政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4．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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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伦、王鹤等:《欧盟对华长期政策与中欧经贸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 5．胡谨、王学玉:《发展中的欧洲联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祖强、淡远鹏：《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受制因素》，江海学刊，2002.5。 7．王丽萍《中欧经贸关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及因应对策探析》，东南亚研究，2002.3。 8．王冉冉：《论欧盟东扩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及对策》,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6。 9．刘翔峰：《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及前景》，宏观经济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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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日俄四个大国关系的现状特点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当前的大国关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总体稳定”保持。大国关系基本保持稳定,更富弹性.大国关系的战略矛盾不会因为相互间有合作而消失,也不会因相互间的斗争改变彼此合作的基本态势,但合作中竞争的一面在加剧,借重中牵制的一面在发展。

二、“逐利竞争”激烈。各大国更加重视经济外交,特别是围绕着战略资源、能源产地、能源通道的竞争加剧.俄乌天然气之争;俄反制美欧“****”;伊朗重炼浓缩铀;中东海湾***极端化;等都揭示出政治外交后面的经济因素日益复杂。

三、“因时谋势”多变。各国的战略重点和关切并不相同,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组成不同的集团,中美印、中美日、美欧俄、中美俄等多组战略三角关系复杂互动。美欧与俄结构性矛盾的一面渐趋明朗,俄对美欧关系处于守势。美欧关系走出伊战阴影,重趋协调与合作;美俄关系复杂面凸现;欧俄关系热度下降,战略互信下降。同时,中美在合作中摩擦增多;中俄相互战略需求增强;中欧关系稳步发展,但也面临新问题。

四、“新老互动”明显。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影响扩大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国关系和世界力量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美重塑其全球同盟体系,加强对中、俄、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关注。中国实力增强,牵动国家关系新变化,主要大国对中国的战略或策略侧重增加。

五、“区域合作”活跃。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区域合作进入加速发展新时期。东亚成为大国竞争及新一轮区域合作发展的重点,美日俄欧对亚洲区域合作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及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备受重视。各大国通过扩大地区融合,加强利益捆绑。

捆绑。

六、“多边协调”日强。热点问题继续牵动大国关系,大国日益重视多边机制在解决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两核一线”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各主要大国更加注重外交和软实力的作用,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加,手法也更趋灵活务实。协调、妥协、合作,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要趋势。

扩展资料:

当前的大国关系也产生了以下两个趋势性影响:

1、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

“多极”指的是世界上同时并存的3个或3个以上的这种力量。“多极化”则是用来描述国际格局从单极或两极向多极演化的态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经历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苏联解体后短暂出现的单极主导或“一超多强”格局之后,当前正朝多极方向加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实力开始相对下降。

2.国际体系面临变革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大国力量对比朝相对均衡方向发展,国际体系变革进入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最活跃的时期。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机构中的投票权重新分配,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上升,在世界**投票权增加3.13%,从44.06%提升到47.19%。

运用政治常识有关知识回答我国应当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贸易摩擦

分析近期针对中国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还相对粗放，主要依靠低成本数量扩张，内部竞争过度，出口效益不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缺乏自有品牌和营销网络，不少产品仍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商品附加值低等。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关系的日益加深，矛盾也日益突出，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已经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这个问题既是摆在政府和外经贸主管部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一项挑战。

一、正确认识贸易摩擦的性质和频频出现的原因。

1、贸易摩擦作为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现象长期存在。摩擦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增加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速的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把取消本国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换取进入他国市场利益的成本，在贸易保护思维原则下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受挫时均无不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追逐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故贸易摩擦和**的存在有客观普遍性，并非仅就中国而言。

即便是当今领导世界贸易走自由化道路最有成就的世界贸易组织，也仍对各国利益冲突持务实态度，承认贸易保护在双边和多边谈判中的重要作用，并提供争端解决机制。因此，贸易摩擦在国际贸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具有必然性。

世界经济这块“蛋糕”是有限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加快。随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融入度不断加大，反倾销、反补贴等国际贸易中的“刚性”壁垒不时冲击中国，使我进入经贸摩擦频发时代。它说明中国的融入对已有的国际经济产生了冲击，也说明贸易伙伴已经开始利用世贸规则来应对我国的挑战。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贸易摩擦主要呈现四个特点：

首先是摩擦数量居高不下且呈增长之势，强度也在增大。从数量上看，根据WTO统计，在WTO成员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约每7起就有1起涉及中国出口产品。近期欧盟对我国鞋类发起的系列反倾销调查，仅仅广东一个省的涉案金额就上亿美元。

其次是贸易摩擦逐渐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和加拿大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国，这些出口市场仍是今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双方的贸易关系将会出现“发展中摩擦，摩擦中求发展”的局面。而我国对俄罗斯、印度、南非、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年递增在25％以上，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关系将会呈现“大问题不多，小问题不断”的局面。

再次是贸易摩擦的将从单个产品逐渐扩散到产业，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外贸发展的早期和中期，贸易摩擦更多是集中于单个产品。随出口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改善，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开始针对某些产品群或产业。而且，在今后的贸易摩擦中考验的已不单纯是平息贸易争端的能力，更主要的将是考验制定政策和创建制度的水平。

最后是贸易摩擦的直接诱因将呈现多形态性。贸易摩擦多发期的到来有它的必然性。贸易摩擦增长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我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一个副产品、是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一种负反应，与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有一定的关联性。对于一个贸易大国来说，贸易摩擦多是一个常态，关键是如何合理解决。

从发展趋势看，今后外国与我国在农产品、纺织品、金融服务，高技术等领域，在出口量、世贸组织承诺、政策透明度等政策协调方面的摩擦还将加剧。广州作为中国的外经贸重镇，肯定会受到高强度和高密度贸易摩擦的影响。

二、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

首先，贸易摩擦必须在可控范围内，不致给两国关系造成破坏性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趋加深。维护国际经济总体上相对稳定符合各方利益。经济高速增长对周边国家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趋重要，世界各国也在我经济发展中受益匪浅。中国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而且正逐渐成为资本的输出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商业机会。从近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亚洲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日本、美国等西方经济在亚太经济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而中国经济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著上升。而亚洲经济走势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因此，中日、中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会给中国对外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外经贸摩擦完全有可能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以内。

坚持合作、相互妥协、避免对抗是解决经贸摩擦的重要手段。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世界各国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增加的同时，摩擦也在加剧。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史告诉我们，大国解决贸易争端的手段主要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历史上，日美贸易摩擦最激化的时候，恰恰也是日美经济合作向纵深推进的时候，正是贸易摩擦才为日美深层次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履行诺言，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争取对内和对外的双向开放，通过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促使他国扩大市场准入，扩大中国产品出口，将比实行贸易报复更为理性和主动，也符合国际上解决贸易争端由限制进口转入扩大出口的主流。尽管我与某些国家的经贸摩擦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终归属于经济领域争端。国际经贸摩擦的历史证明，摩擦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相互妥协者居多，以对抗方式解决经济摩擦只能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如何相互协调，在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上实现合作，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明智选择。

贸易问题不完全是摩擦各方经济利益的争夺，有时也反映一些国家的政治意识和长远战略，因此，在正确处理对外经贸摩擦的同时，除必须强化经济安全意识以外，还必须在自身发展战略、利用多边机制等方面制定对策。具体地讲，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对外要据理力争，对内则不能回避贸易摩擦中反映出的自身问题。对诸如贸易秩序混乱、牺牲环境、忽视劳工权利保护、不重视产品质量等问题，要以全局观念，从源头抓起，通过综合治理坚决予以校正。要以创建环境为着力点，妥善应对贸易摩擦。应对贸易摩擦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更事关企业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应对贸易摩擦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相关部门、中介组织、企业以及消费者之间必须密切配合，形成双赢。

就广州市政府而言，从根本上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在于：首先，建立科学的外贸政策及实施效果评判指标体系，作为走在全国外贸前列的广州，应当将注重效益、“以质取胜”确立为地方外贸政策的核心；其次，改变对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一味追求，在巩固现有外贸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扩大国内市场对广州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影响，制定内外兼顾的贸易政策；第三，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加工贸易的质量；第四，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WTO国民待遇的原则，尽快实现对我市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取消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强化对外国资本的管理与引导，防止广州经济陷入“引进依赖陷阱”；第五，在不违背WTO规则的条件下，加强主管部门——外经贸局对进出口管理的主动性和宏观性，规范市内经营秩序，避免盲目性和恶性竞争，避免或减少在国际竞争中遭受更大的损失。

在基本措施的基础上，还要分别做好进出口预警机制、贸易产业救济、国际谈判以及中介服务等四方面的工作。首先应尽快建立和不断完善进出口预警监测机制。有效的地方性预警机制不要求数据的宏观全面，但强调重要产品的出口数量、价格监测系统的微观敏感。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中介组织、出口企业四体联动，争取地区产业保护工作的主动权，也能为国家全局性的应对提供数据来源和有效支持。其次，加强包括对出口产业遭受其他可替代产品冲击可能受到的损害监测，以及我市产品出口可能招致进口国“二反一保”措施的监测。通过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国家和地区市场变化的监测、整理、分析，疏通预警渠道，快速反应。企业产品在国外销售遭遇到不公平竞争和待遇时，预警“雷达”一旦发现目标，警示信息就将通过不同渠道汇总到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并及时发布给相关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同时向企业提供准确的国际市场情况及各国的具体贸易政策法律情况，实现产业保护工作的前置化，以有效保护产业的安全。第三，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加强与境外的国际协作与交流，及时进行进出口动态分析和沟通，争取对贸易摩擦的相互理解和谈判。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投资框架谈判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商签自由贸易协定，加强双边经贸磋商，减少和排除境外贸易投资壁垒；组织相关推介活动，为企业造桥搭台。最后，政府主管部门还要强化应诉立法，加大奖惩力度，把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手段结合起来，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注意，广州市政府的职能要按照WTO规则转变，政府只管政府该管的事。其他有的靠市场，有的通过中介组织发挥作用，在国际通行的做法是由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来协调完成商业行为和对外贸易谈判。但是我市这方面非常不足，由于专业人才的欠缺，一些企业被动地与国外企业进行谈判、交易，所以我们亟需建立有能力的、能充分代表企业利益的中介去谈判，使企业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按照WTO的规则处理贸易摩擦，降低贸易摩擦对广州外经贸的不良影响，并将之视为转化为加深国际贸易自由化程度，调整自身经济产业结构的契机。这是广州市外经贸部门对最近贸易摩擦情况的基本看法。

名词解释：大国关系

各个世界大国之间许多纷繁复杂的关系

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交融与摩擦

中欧贸易总额直线上涨，美欧关系不行了？

撰文丨泉泉 小野

**期间，世界各国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虽然此次肺炎**给我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但却令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翻了一番。除此之外，中欧两地的联系合作越来越紧密，双方高层频频进行会晤，而且中欧的贸易总额不断上涨。反观西方阵营中的“老大”——美国，如今则是深陷种种危机，而且与欧洲地区的关系愈加紧张。

在近一两个月，中国与欧洲地区的高层人员频频展开外交活动。根据报道，上个月月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开启“欧洲之旅”；本月中旬，中欧领导人进行“视频会晤”，针对肺炎**、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交流。随后，中欧两地又联合举办了“人才论坛”以及“企业家峰会活动”。

由此可见，中欧两地的关系正在急剧升温。其实，这是可以预见的情况。**期间，中国大力援助欧洲地区，帮助许多欧洲国家解决了资源紧缺的困境。有付出就有回报，因此，许多欧洲国家与中国继续深化贸易合作。

根据统计，从今年年初到7月份，27个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欧元，而且还有不断上涨的趋势。虽然欧洲国家此前对中国存在一些偏见，但是在近些年，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对中国有所改观，例如德国。默克尔上台之后，不断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从2016年开始，中国便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

与中国相比，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肯定更加亲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是西方阵营中的“老大”。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欧关系越来越紧张。在**期间，美国与欧洲地区之间不断发生分歧、矛盾。不过，有一些专家分析认为，美欧关系之所以如此紧张，那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政策与欧洲各国的利益不相符。此前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欧洲不是中立的，欧洲在政治上是西方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拜登入主白宫并且改变如今的外交政策，那么欧洲与美国的关系或许能够得到改善。

美国与欧洲地区的关系究竟能不能得到改善？这一切都还只是未知数。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那便是中国与欧洲地区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在未来，中国与欧洲的进出口份额应该会继续上涨。

部分消息参考丨国防时报

美欧日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美日三国是世界性的经济和贸易大国，美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9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为4.46万亿美元，大陆全境国内生产总值为20.9万亿元人民币(合2.69万亿美元)。三国GDP合计占当年世界GDP总和47.76万亿美元的42.7%。从三国进出口贸易的规模来看，美国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06年美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创下了36499.28亿美元的记录，其中进口总额为22042.25亿美元，出口总额为14457.03亿美元。日本的出口额为5958亿美元，进口额为5161亿美元，均为世界的第四位。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4221.2亿美元，进口额为6601.2亿美元，出口为762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三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状况，不仅对三国，而且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中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中都存在着严重的贸易摩擦，其中贸易逆差则是产生摩擦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不能正确地、地分析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采取正确解决贸易逆差的原则和方式，势必会阻碍和影响着三国经济和贸易的正常发展，并给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一、美中、中日贸易逆差现状

美中贸易逆差据中国方面统计，最早出现在1993年，当年逆差为62亿美元。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14年间增长了67倍，占同期美货物逆差总额的31.4%。据美方统计，美中贸易逆差出现在1983年，当年为3亿美元。到2006年上升到2016亿美元，23年间增长了67倍。

从中日贸易近20年的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基本是中方逆差，20世纪90年代有时中国逆差，有时日本逆差。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根据各自的统计，都认为自己是贸易逆差国。如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04年公布的2003年度中日两国贸易收支情况，与中国海关统计的数字就截然相反。日本称，2003年对中国持有179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海关统计的数字是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已达到147.3亿美元，两者之间缺口超过了320亿美元。

二、美中、中日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分析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美中、中日之间的贸易逆差呈逐年递增的态势，逆差问题得不到解决，各国之间的贸易必定要受到影响。只有正确分析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这一影响彼此贸易关系的有效措施和方法，并达到互利共赢，促进三国贸易共同发展的目的。

(一)美中贸易逆差原因分析。美中贸易互补性极强，处理得好则完全可以做到互利双赢，促进两国经济共同发展。但是，目前美中贸易却并不令人满意，贸易逆差过大，摩擦不断，贸易关系十分紧张，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美国消费过高、储蓄过低、储蓄与投资失衡是美中贸易逆差以及美国贸易逆差以及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本质原因。美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消费的国家，消费支出在美国经济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高消费致使美国国内储蓄率持续降低，某些年份储蓄率甚至为负数。由于总储蓄小于总投资，造成了国内生产的最终产品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这就要求其他国家把能够满足本国需要后的剩余产品输往美国，以解决其供应不足的问题。而中国由于经济发展的特点，与美国消费水平的差异，使得中国成为弥补美国供应不足问题的最重要的国家。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储蓄与投资失衡才是美中贸易逆差的本质原因。

2.美国限制高新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则是中美贸易逆差的直接原因。中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两国产业结构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生产科技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学说和产业分工的原则，完全可以做到互利共赢，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美国政府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如中方所需的超大型机、数控机床、卫星技术等都禁售给中国。而只是希望中国大量地购买美方的转基因大豆和飞机等少数产品。可以说这才是美中贸易逆差形成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3.产业转移扩大了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在产业调整过程中，把大量劳动密集型、高耗能、低附加值和控制核心技术的部分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美对华投资的，分布的行业很广泛，主要有机械、冶金、石油、化工、通信、能源、、轻纺、食品、医药、服装、、保险、服务等行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做加工贸易，产品主要以出口为主。在这些出口产品中，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回到了美国市场，从而大大扩大了美中贸易逆差。如2005年美国对中国1141亿美元的逆差中，90%是美在中国加工产品又回到美国市场造成的，大约有1000亿美元左右。

4.不合理的统计方法不能真实反映美中贸易逆差，造成了近1000亿美元双方统计数字的巨大差异。

中美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以中国香港为主的第三方的转口贸易占较大比重的贸易。对于这部分经中国香港转口贸易，中美双方的统计是很不一样的。美国对于进口的统计是以原产地原则，不论是否经中国香港转运的货物，只要原产于中国，都计算为从中国进口。并且将转口过程中的中国香港加价也记入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数值，这就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额度大大增加。而对于美国出口的货物，美国以运到国为出口贸易伙伴，其出口到中国香港的货物，不论是否转口到中国大陆，都一律视为对中国香港的出口。这样美国进口到中国货物的数值就大大缩小了，从而出现了美中贸易统计上的差异。

其次，美国确定原产地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中双方对外贸易统计虽然都是按着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但是原产地原则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问题。一是对于如何判定货物是否发生“实质性改变”(原产地是指生产地制造的，或发生实质性改变的加工地)至今没有统一的实施细则和标准，因此各国在制定自己的原产地规则时，都从本国需要出发，标准不一、宽严各异，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二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格局的变化，原产地原则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特别是跨国投资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原产地统计进出口贸易的办法已不能完全反映出国与国间贸易平衡状况，甚至会产生扭曲。

再次，服务贸易未计入统计范围的问题。美国贸易优势是服务贸易，在过去的十多年，美国对华的服务贸易一直保持着很大的盈余，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加大，美国在服务业方面的经营和获利会更多。其发展趋势十分强劲，但在计算美中两国贸易平衡问题时，却未计入服务贸易数额。

美中贸易逆差的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既有贸易理论和学术问题，也有和政策问题，只有客观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其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地解决办法和措施。

(二)中日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中日贸易逆差问题，由于香港转口贸易，双方统计的差异，中日都说自己是贸易逆差国。据中方统计，自2002年以来，中方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仅2006年逆差就高达240.5亿美元。造成中方贸易逆差较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贸易保护政策，日本实行以“贸易立国”的国策，对世界市场依赖程度较高，政府控制经济运行较多，并把贸易保护作为政府的职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新的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出台。为了阻止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日本出台了各种技术壁垒措施。如日本公布的对中国菠菜中农药残留的检验标准竟然严于本国10倍。这种不公平的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致使进入日本的中国商品大大减少，导致了中日贸易逆差居高不下。

(2)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扩大了中日贸易逆差。日本直接对华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仅为1400万美元。截至2007年2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587亿美元，约占我国引进外资总额的8%左右。这些投资的都会直接地影响着两国的实际的经济利益的变化。

(3)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商品的需求的增加，也促进了中方贸易逆差的增加。由于中日两国禀赋和生产禀赋不同，因此两国在技术、资金、劳动成本、市场容量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别，并各具比较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产品。而日本正具有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在中日贸易中，日本向中国进口量较大，特别是中方对高新技术的需求量增长更快。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迅速增加也是造成中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